霸权的决定性战役，陈友谅拥兵六十万，巨舰楼船数百艘，舰高数丈，外饰丹漆，上下三级，级置走马棚，下设板房为蔽，舻箱皆裹以铁”，其旗舰混江龙、塞断江、撞倒山等名号足见其庞大可怖。

而朱元璋水军规模、舰船体量、火力均处绝对劣势；其战船多为较小型的海舟及渔船改造，正是深刻认识到水军与巨舰的致命性，朱元璋采用了火攻，也就是纵火筏、火药桶、分兵扰敌、利用小船机动性近战等战术，才艰难取胜。

此战让朱元璋刻骨铭心地认识到先进战船技术与强大水师对政权存亡的决定性作用。

在加上，平张士诚、方国珍后，也需要利用水军来巩固东南，这是对于大明王朝的必然要求，张士诚、方国珍均以水师起家，控制富庶的江浙沿海，剿灭他们，必须依赖强大的水军力量。

因此，这势必更加此强化朱元璋对水师建设和船舶技术的依赖。

再者，明朝建立后，张士诚、方国珍余部逃亡海上，与倭寇勾结，频繁侵扰山东、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号称‘滨海之地，岁罹其害’，皇爷爷朱元璋视此为心腹大患，甚至在早朝中更是多次强调‘倭兵数寇海边，生离人妻子，损伤物命’，将海防置于与北元同等重要的地位，有效清剿海盗、防御倭寇，必须拥有能远洋巡逻、追歼敌船、控制近海的强大舰队，这直接依赖于先进的战船技术。

为切断沿海居民与敌对势力，也就是残元、倭寇、走私商等力量的联系，皇爷爷朱元璋实行空前严格的海禁政策，‘片板不许下海’，而海禁的执行，也自然而然依赖于强大水师，没有能够巡航万里海疆、封锁港口、拦截船只的强大战船舰队，海禁就是空谈。

朱元璋深谙此理，因此对能执行封锁、巡逻、作战任务的战船需求迫切。

大明朝定都南京后，江南财赋需经大运河等水系北运。长江、运河等内河航道的安全与控制至关重要，需大量内河战船，如漕船改造的运兵船、巡哨船，维持秩序，防范水匪、保障漕运。

朱元璋在鄱阳湖水战中亲历水师决定王朝命运的作用，深知水师建设关乎海防、漕运及压制残元势力，那么在这场夺嫡之战中，朱允熥很清楚，

若是自己能改良福船、提升火器配置，并解决稳定性与机动性问题，直接回应了洪武朝对倭寇和浅水作战的痛点。

此举将被视为继承皇爷爷朱元璋战略眼光的证明，极大强化自己守业之才的形象。

皇爷爷担心的，就是他不如朱允炆能当好一个守成之君。

呵呵。

那么好。

自己就好好的改良改良这福船。

有着强大的军事力量保护大明朝。

这难道不算是守成之君？

其实这件事情对于朱允熥而言，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比如龙江船厂作的掌控权，要知道这可是大明中央直属的顶级造船基地，是水师装备的核心来源。

他通过提举官陈铁山等工匠集团推动技术革新，这代表着实际掌控了军工生产命脉！！

这种对战略资源的直接支配力，远超朱允炆依赖的文官系统支持！

水师将领如俞通海、沿海卫所指挥使等群体，其地位与战船性能直接挂钩，自己若是能提供更强大的福船，等于赋予他们更强的战功积累资本，这就相当于自己真的获得一定的武将效忠和支持了，而不像其他武将那般，因为派系的问题站立。

这更加重要。

心中思索间，朱允熥看向陈铁山，也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

“其实我的想法倒是挺简单的，必须稳其根基，削其危楼，头重脚轻这个问题自然是需要更改的，高耸的舵楼和上层建筑存在很大问题，我觉得不如降楼削重，将部分非必要的上层建筑，比如非战斗指挥所需的居住舱、储物空间高度降低，甚至部分移入下层甲板，核心的指挥舵楼在保证视野的前提下，设计得更低矮、流线一些，减少受风面积，这就解决了一大部分问题。”

朱允熥说完这些后，看向陈铁山。

闻言，陈铁山仔细想了想。

毕竟。

这件事事关重大，容不得他马虎。

若是真的按照三皇孙殿下这么做的话，那么对于这新型福船，就必须要压舱调整。

所谓压舱调整，就是重新审视压舱物的分布，在船体下部、水线以下的关键位置，认真的配置压舱石或压舱水，让福船的下盘更沉稳，重心尽量下移。

也就是借鉴沙船的部分理念，但绝不以牺牲深海性能为代价。

同时还需要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