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父亲第一次见我时,正坐在铺着波斯地毯的客厅里数银票。
他上下打量我洗得发白的青衫,嘴角撇成个鄙夷的弧度:“魏举人?呵,举人能换几担盐?”
后来我做了扬州同知,他依旧瞧不上我,说我“芝麻官,难登大雅之堂”——直到我因整顿盐政被弹劾,他竟在宴会上拍手称快:“我就说嘛,寒门出不了凤凰。”
他不知道,我查封的那些私盐,恰是他用“合法”的《余盐割没簿》转运的,每割没一引官盐,他就能从盐运使那里分得三成利。
婉娘被禁足那日,我隔着朱漆大门喊她名字。
门内传来她压抑的哭声,还有瓷器摔碎的声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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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来,”她的声音透过门缝飘出来,带着血沫似的颤抖,“你我之间,隔着的不是门第,是这世道的冰墙。你走吧,走得越远越好……”
我靠在门上,听着她的哭声,拳头紧紧攥起,指甲几乎掐进了掌心。
那一刻,我恨自己的无能,恨这世道的不公——更恨那本写满“盐引数目”“税银分例”的《盐法通志》,它像道无形的墙,隔开了我们,也隔开了无数个像我们这样的人。
油灯突然灭了,屋子里陷入一片漆黑。
我摸索着找到腰间的玉佩,冰凉的玉质贴着皮肤,仿佛能感受到她指尖残留的温度。
原来这十年寒窗,换来的不过是从一个牢笼,跌进另一个更深的泥沼——这牢笼不是某个人设的,而是由一张张公文、一条条则例、一桩桩“合情合理”的潜规则砌成的。
可若就此认命,又怎对得起祖父的期许,对得起婉娘那双含泪的眼?
我坐在黑暗中,摸到枕边的《农政全书》,触到恩师写的“为民者”三字,眼神渐渐坚定:就算这制度是堵冰墙,我也要在洛城凿出个洞来,让光透进来。
《农政全书》的纸页被油灯烤得发脆,恩师题字的“为民者”三字在晨光中泛白。
更夫敲过五更时,我摸出王顺藏在柜底的粗布短打,袖口还留着前任知县补钉的线头——这衣服穿在身上,竟比官服更合身。
窗外的老槐树落了最后一片残叶,正砸在我昨夜磨墨的砚台上,墨汁未干,凝成个歪歪扭扭的“民”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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